公公是在腊月里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走的。那时节，黄土高原正经历着一年中最严酷的苦寒，北风像刀子一样，日夜不停地刮过沟壑梁峁，卷起地表的浮土，让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片昏黄的迷蒙之中。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就像一盏在风中摇曳了太久、终于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的旧马灯，火苗微弱地跳动几下，便悄无声息地熄灭了，融入无边的黑暗。那时，窗纸外还是一片浓稠的墨黑，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犬吠，划破冻僵了的夜空。
李强那晚就睡在公公炕边的简易床上，和衣而卧。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只是在那个时刻，心里猛地一悸，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骤然惊醒。他下意识地看向炕上，借着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清冷熹微的晨光，看见父亲仰卧着，面容异常安详，甚至比平日里睡着时还要平和，仿佛所有病痛的折磨、所有人世的挂碍，都在那一刻彻底卸下了。他试探着伸出手，去触碰父亲搭在被子外的手，触手一片冰凉，那凉意顺着指尖，瞬间传遍了他的四肢百骸。
他没有立刻呼喊，只是就那样握着父亲冰凉的手，在逐渐亮起的晨光里，坐了许久许久。他的背影僵直，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只有偶尔极其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颤抖，泄露着内心那场无声的、却足以摧垮山岳的海啸。我披衣起身，站在炕边，看着这对父子以这样一种方式做着最后的陪伴，喉咙像是被一团浸透了悲凉的棉絮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将手轻轻搭在他剧烈起伏却强自压抑的背上，试图传递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和支撑。
建红姐一家和小梅他们是天刚蒙蒙亮时赶到的。窑洞里顿时被一种巨大而克制的悲恸填满。建红姐扑到炕沿，发出一声如同受伤母兽般的、压抑的哀鸣，随即被她的丈夫紧紧扶住。小梅穿着单薄的毛衣，显然是从学校匆忙赶回，她站在炕尾，看着爷爷安详的遗容，眼圈瞬间红了，但她死死咬着下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走上前，默默地、仔细地替爷爷掖了掖被角，动作轻柔得像是不愿惊扰他的安眠。那个活泼的小芳（次女）则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吓住了，躲在姐姐身后，小声地啜泣着。老太太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浑浊的老泪顺着深刻如沟壑的皱纹蜿蜒而下，她嘴里喃喃着含混不清的音节，或许是在呼唤早已先她而去的儿子，或许是在与这个相伴一生的老伙计做最后的告别。
丧事的操办，立刻被提上日程。在这片土地上，红白喜事是头等大事，尤其是一位在村里生活了将近八十年的老人离去，更是一件需要遵循古礼、郑重送行的大事。李强作为长子，强忍着悲痛，和建红姐的丈夫一起，开始张罗起来。村里的老人们闻讯后，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穿着厚厚的、颜色深暗的棉袄棉裤，戴着露出棉絮的旧毡帽，脸上是被风沙和岁月共同雕刻出的、如同这黄土高原一般沟壑纵横的纹路。他们不用人多说，便自发地分工协作起来。
灵棚就搭在院门正对着的空地上，用的是粗细不等的木杆和厚实的帆布。几个手脚麻利的后生，在李强堂兄的指挥下，爬上爬下，固定绳索。寒风吹得帆布“呼啦啦”直响，但他们动作熟练，没有丝毫耽搁。一位据说年轻时当过村里会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老人，搬来一张小方桌，铺开买来的白纸，研墨，屏息凝神，然后用颤抖却依旧有力的手，写下“音容宛在”、“驾鹤西归”等苍劲的挽联。墨迹在寒冷空气中干得很快，那黑色的字迹，在白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肃穆、悲凉。
最撼动人心的，是请来的唢呐班子。那是三个看起来其貌不扬、脸颊被高原紫外线灼得黑红的汉子。他们拿着擦得锃亮的铜唢呐，站在灵棚一侧，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领头的那位深吸一口气，将唢呐凑到唇边。
刹那间，一声高亢、嘶哑、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吹奏出的悲音，如同利剑般刺破了寒冷的空气，直冲云霄！那声音，完全不同于我听惯了的、江南哀乐那种婉转低回、如泣如诉的调子。它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取悦耳朵的旋律感，它就是悲恸本身，是生命在面对最终消亡时，最原始、最本能的呐喊与嚎哭。它时而高亢入云，仿佛要将死者的灵魂送上那遥远不可及的天际；时而低沉呜咽，如同匍匐在大地上的生者，发出的绝望叹息。另外两支唢呐也随之加入，声音交织、碰撞、盘旋，在这片广袤而空旷的黄土高原上，与呼啸的北风混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共鸣。那乐声，不是在安抚生者的哀伤，而是在撕开裂肺地宣泄着这哀伤，将它毫无保留地抛向天地，让这亘古的黄土与苍天，一同见证这生命的逝去。
我作为儿媳，和建红姐、小梅一样，穿上了粗麻布缝制的白色孝服，腰间系着麻绳。这沉重的、粗糙的布料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陌生的、带有仪式感的刺痛。我跟着李强和建红姐，跪在灵前铺着的麦草上，学着他们的样子，将厚厚一沓印着古旧铜钱图案的黄纸，一张张，虔诚地投入那个燃烧着的、用旧铁盆做成的火盆里。干燥的黄纸遇到火焰，立刻蜷曲、变黑，化作明亮的火星和灰黑色的纸灰，随着热气流旋转着向上飞舞，像无数只奔向另一个世界的、黑色的蝴蝶。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燃烧特有的焦糊味，混合着香烛的气息，还有一种属于土地的、冰冷的土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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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焰，我的思绪有些飘忽。我想起初来时的那个夏天，公公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沉默地抽着旱烟，用审视而略带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个“南蛮子”媳妇；想起他笨拙地试图用我半懂不懂的方言，向我解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年纪；想起他病中，因为我们的归来，那浑浊眼睛里偶尔闪过的一丝微弱光亮；也想起就在几天前，他虚弱地靠在炕上，对前来磕头谢罪的王守富，说出的那句“还有啥看不开的”……这位与我血缘不同、语言半通、生活习惯迥异的北方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用他沉默如山的存在，成为了我生命记忆里一个无法抹去的、带着沉重黄土印记的坐标。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李强精神世界里那座最坚实的靠山，也仿佛将我与这片土地之间那层一直存在的、若有若无的薄膜，彻底撕开了。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寄居的过客，我的悲伤，是如此真实而具体地扎根在了这片黄土之中。
出殡定在三天后的清晨。那天天色意外地放晴了，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样，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照在依旧冰封的大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然而，气温却比前几天更低了，风也愈发凛冽，吹在脸上，如同细小的冰针扎刺。
一大早，村里能来的男丁几乎都来了，黑压压地站满了院子内外。唢呐声再次凄厉地响起，比前几日更加高亢、急促，像是催征的号角。八个由李强堂兄弟和村里壮实后生组成的抬棺人，喊着低沉而整齐的号子，“嘿——呦——嘿——呦——”，将那口厚重的、刷着暗红色油漆的柏木棺材，从灵棚里稳稳地抬了起来，搁在了两条并排的长凳上。棺木上覆盖着印有仙鹤祥云图案的棺罩，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