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9月7日下午三点，赫尔辛基工人区一栋不起眼的三层砖石建筑地下室里，二十三个孩子安静地坐在简陋的木凳上，眼睛盯着挂在墙上的小黑板。黑板是用一块旧门板刷上黑漆自制的，粉笔是捡来的石灰块。光线来自两盏煤油灯，挂在低矮的砖砌拱顶上，在孩子们专注的脸上投下温暖的光晕。

莉萨·科尔霍宁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一本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书，封面上用芬兰语写着《芬兰历史读本（第一册）》。她今年二十四岁，是帕维莱宁教授的学生，在实验室被接管、教授被捕后，她没有像萨洛宁那样选择隐藏，也没有像米科那样逃亡瑞典，而是选择留下，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老师的使命——不是化学实验，而是教育，是在特别状态的语言禁令下，秘密教授芬兰孩子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

“上节课我们讲到，芬兰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莉萨的声音清晰而温柔，像母亲在给孩子讲故事，“在今天的赫尔辛基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证明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狩猎、采集。谁能告诉我，芬兰语属于什么语系？”

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举手，怯生生地说：“乌拉尔语系，和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是远亲。”

“很好，马蒂。”莉萨微笑，“那乌拉尔语系和其他欧洲主要语系——比如俄语所属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根本区别？”

孩子们沉默。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莉萨正要解释，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三下，停顿，两下。是安全信号。莉萨示意孩子们保持安静，走到门边，低声问：“谁？”

“送煤的。”外面是苍老的声音。

莉萨开门，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闪身进来，是这栋房子的主人，退休的中学历史教师埃罗·维尔塔宁。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今天“上课”的掩护物资——几块黑麦面包，一罐果酱，一壶牛奶。在特别状态下，超过五人的集会需经批准，所以他们伪装成“老教师为邻居孩子补习功课，顺便分享食物”。

“莉萨老师，外面有巡逻队。”埃罗低声说，一边将食物放在角落的旧木桌上，“在街口盘查，可能要一会儿。我们得延长‘茶歇’时间。”

莉萨点头，对孩子们说：“好了，现在是休息时间。每人一块面包，一点果酱，一杯牛奶。记住，慢慢吃，小声说话，就像在奶奶家做客一样。”

孩子们有序地排队领取食物，然后回到座位，小口小口地吃着。这些孩子年龄从六岁到十四岁不等，来自附近的工人家庭，父母大多是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小贩。在特别状态下，公立学校强制用俄语教学，芬兰语课每周只有三小时，而且内容被严格审查。许多家长不愿孩子忘记母语，又请不起私人教师，于是秘密将孩子送到这样的“地下室课堂”。

莉萨走到埃罗身边，低声问：“有萨洛宁的消息吗？”

埃罗摇头，脸色沉重：“第三厅还在审讯。有传言说他……说了些东西，但不确定。帕维莱宁教授的情况更糟，可能撑不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