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陈启知道，自己已经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涟漪，即将荡开。

泗水港口区，“海洋旅馆”。

这是一栋三层的老式建筑，白色外墙被海风和湿气侵蚀得斑驳，招牌上的英文“Ocean Hotel”缺了几个字母。旅馆位置偏僻，远离主干道，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港口的吊车和停泊的货轮，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和柴油的味道。

陈启在二楼开了个房间。房间不大，一张铁架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天花板上吊着老式的电风扇，慢悠悠地转动，搅动着闷热的空气。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

他放下公文包，推开窗户。热带午后的热浪涌进来，带着港口特有的喧嚣——汽笛声、装卸货物的撞击声、工人的吆喝声，还有远处海浪拍打堤岸的沉闷回响。

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港口的部分景象。几艘货轮正在卸货，吊车起起落落。码头上有穿制服的海关人员，也有扛着货物的工人。更远处，是泗水老城区的轮廓，在一片热浪中微微扭曲。

陈启脱掉西装外套，松开领口，在书桌前坐下。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印尼语短语手册，假装翻阅，大脑却在高速运转。

刚才在三大家族面前的表演，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豪赌。

赌的是这些华商世家对危机的感知，赌的是他们对生存的渴望，赌的是他们骨子里未被完全磨灭的血性。

苏哈托对华人的系统性迫害，在原本的历史中确实会发生——1966年开始的排华浪潮，无数华人商店被砸、财产被没收、生命受到威胁。而军事清剿，在特定地区也确实出现过。

陈启没有说谎，只是把未来的历史“预告”了出来。

在东南亚建立一个隐蔽的据点，储备物资，建立人脉，未来无论是应对国内风暴，还是进行跨国运作，都至关重要。

而1965年底的印尼，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混乱期，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陈启走到窗边，看到码头上一群工人围在一起，似乎在争吵什么。几个穿制服的人介入，推搡着，声音很大，用的是印尼语，听不真切。

很快，人群散开了。一个华人模样的工人被带走了，低着头，步履踉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