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倾词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可褫夺其一切功名，终身禁锢于特定庵堂或家中，责令其着书反思，以其才学教化族中女子，不得再涉足外事。

其他几位国子监女子，惩处可更轻，重在惩戒与管教。李勃云等人，查明确无舞弊实据者，可革除功名或降等，予以申斥后释放，以观后效。

“此乃‘堵’，罚其僭越之罪，明朝廷法度之严。”

沈此逾继续道，“至于‘疏’……儿臣以为，或可趁此契机，略开一线之门。”

他接着又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朝廷可考虑，在严格限定和监督下，于京城及少数大城，试点设立“女学堂”，允许良家女子但需家族具结担保入学，学习经史、女德、女红、乃至初步的算学、医药等实用之学，由官府遴选年高德劭之女师教授。

结业后，不授官职，但可给予类似“女学士”的荣誉头衔，以资鼓励其辅佐家室、教养子弟。

同时，在科举之外，可另设针对于女子的、考核才德与实务能力的特殊“荐举”渠道，极少数优异者，经严格审核，可入宫为女官，或协助处理某些与女子相关的事务，如教化、赈济妇孺等，但其权限、品级需严加限定，绝不可与男子官员等同。

“如此，”沈此逾总结道，“既回应了部分女子‘向学’之求，将其纳入朝廷可控之正统教化体系，使其才有所用，又明确划定了界限，防止其逾越本分，冲击根本。

严惩首恶以儆效尤，略开缝隙以导流疏，或可平息争议，彰显朝廷既维护纲常、又不失教化仁恕之德，更能将此次风波，转化为彰显盛世文治之契机。”

这番建议，可谓老谋深算。

它没有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和政治权利。

而是在不触动男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开了一个极其狭窄、充满限制的“后门”。

它将女子教育重新定义和包装为“更好地相夫教子、服务家族”的延伸。

将女子的“才学”工具化，并牢牢置于家族和官府的监控之下。

但这毕竟是“开禁”，是从无到有的突破，尤其是“女学堂”和有限度的“荐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