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莫斯科郊外的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灯火通明。

瓦列里·科罗廖夫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在他面前的试验台上，一台刚刚完成三百小时台架测试的火龙二号发动机正静静散发着余温。作为苏联航空发动机领域的顶尖专家，过去六个月，他带领着两百多人的团队，昼夜不停地消化着来自中国的技术资料。

“涡轮叶片金相分析结果出来了。”助手递过一份报告，“中国人在镍基合金中添加了铼和钌，具体配比和我们之前推测的完全一致。按照这个配方，我们第一批试验合金的高温持久性提升了40%。”

科罗廖夫接过报告，仔细看着那些微观结构照片。那些均匀细密的晶粒排列，那些恰到好处的强化相分布——这不是偶然，这是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才找到的最优解。

“燃烧室的冷却系统呢？”

“完全复制成功。”另一个工程师兴奋地说，“按照中国图纸制造的复合陶瓷涂层，实测隔热效果比我们原来的设计提高了25%。现在涡轮前温度可以稳定在1150度，比美国人公开的数据高出至少150度。”

实验室里响起压抑的欢呼声。六个月前，当他们第一次看到那些中文标注的图纸时，很多人还抱着怀疑态度——中国的航空工业基础比苏联薄弱，怎么可能研发出如此先进的发动机？

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科罗廖夫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研究院的幢幢楼房。在那些楼房里，还有十几个团队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材料组在优化合金配方，加工组在研究精密铸造工艺，测试组在进行寿命评估……

“中国人……没有藏私。”他轻声说。

这是最让苏联专家们感到困惑的地方。按照常理，技术转让总会有所保留，核心的工艺诀窍、最关键的参数，通常不会轻易交出。但火龙二号发动机的技术资料，完整得令人难以置信——从合金的冶炼温度控制，到叶片铸造的模具设计，再到热处理的冷却曲线，每一个细节都有详尽的记录。

甚至包括那些“失败的经验”——哪些配方不行，哪些工艺会导致缺陷，哪些设计会在多少小时后出现故障……

这不像是在转让技术，更像是在……授课。

“教授，这是中方技术组留下的最后一批资料。”秘书送来一个密封的档案袋，“他们明天就要启程回国了。”

科罗廖夫拆开档案袋，里面是厚厚一摞手写笔记。笔记用的是俄文，字迹工整，详细记录了在过去六个月技术指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案。最后一页，是一段简短的留言：

“技术没有国界，但工程师有祖国。愿我们共同的努力，能让航空技术为人类和平服务。——中国技术援助组全体成员”

科罗廖夫沉默良久，然后将笔记小心地收好。

他知道，从明天起，苏联就要靠自己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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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华盛顿郊区的某处保密实验室。

罗伯特·约翰逊博士盯着电子显微镜屏幕，眉头紧锁。屏幕上是涡轮叶片材料的微观结构，那些细密的晶界，那些均匀分布的强化相……

“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材料控制？”

“但苏联人做到了。”助手递过来一份情报报告，“根据我们在莫斯科的人传回的消息，苏联已经成功复制了这种合金。他们的米格-15改进型，发动机推力提升了18%。”

约翰逊站起身，在实验室里踱步。作为波音公司喷气发动机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推重比5.2的涡喷发动机，足以让战机的性能产生质的飞跃。

而美国现在最好的发动机，推重比只有4.6。

“中国人把技术卖给了苏联，苏联人现在已经吃透了。”约翰逊停下来，看着墙上巨大的世界地图，“而我们，才刚刚拿到技术资料。”

“博士，中情局的人说，这份资料是从苏联航空工业部的内部网络里弄出来的，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