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示意工房吏员演示。吏员搬来一副简陋但结实的木制夹板，往中间填入潮湿但不过分的黏土，用石杵分层夯实。不过半个时辰，一段尺许高、巴掌厚的土墙便初步成型，虽然未干，但敲上去声音沉闷，显然密实。“各位请看，此法夯出的土墙，浑然一体，无接缝，只要地基挖得深些，顶上做好防雨，比土坯墙耐水耐风。干透后，坚固得很！”

“那房子怎么个盖法？谁先谁后？”有人关心更实际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林越道，“以甲为单位，成立‘互助重建组’。每组推举一个组长。先集中全组劳力，帮助组内房屋损毁最严重、最急需安顿的几户，用新法把主屋的框架（墙和顶）尽快立起来。同时，组内其他人家，在组长的协调下，互相帮衬，抓紧翻耕抢种自家的田地。种子、农具、乃至帮工，都在组内优先调剂。州衙补贴的材料和帮工民夫，也按各组重建和春耕的进度与成效来分配。简而言之：不等的靠，不看的闹，抱成团，一起干！早干完，早受益！”

这个“互助重建组”的设想，结合了林越之前组织抗蝗、推行行会的经验，旨在将分散的、有时甚至是互相观望甚至掣肘的个体力量，整合成目标明确、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小集体。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灾后，这或许是最高效、也最公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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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栓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林先生这法子好！咱柳林乡不能再一盘散沙了！我带头，咱们赵家甲先成立互助组！就按林先生说的办！”

有里正带头，又有实在的好处（优先获得补贴和帮工）摆在眼前，其他各甲的甲首和乡老们也纷纷表态愿意尝试。

说干就干。当天下午，第一批杂粮种子和部分铁制农具头运抵柳林乡。林越和户房吏员、乡里识字的后生，就在祠堂门口摆开摊子，根据之前初步核验的各户田亩损失和人口，办理赊销登记。账目公开，领了种子农具的，按上手印或画押，承诺秋后归还。

与此同时，各家迅速划定了互助组。有些原本就是邻里和睦的，很快推举出组长；有些有些嫌隙的，在“早干完早受益”的现实压力下，也勉强凑到了一起。工房吏员和从州城来的几个有经验的工匠，分成几队，带着夯土模具和草图，深入到各互助组，现场指导如何选择宅基地、挖掘地基、夯筑土墙、搭建那结构简单的“人字梁”屋顶。

田野里，另一番景象也出现了。互助组内，劳力重新分配。青壮男丁被分成两拨甚至三拨：一拨跟着工匠学盖房，一拨在稍有经验的老农带领下，使用赊购或修复的农具，开始奋力翻耕那些板结的淤泥地。翻耕是重体力活，三人拉一张轻便的犁，或者用铁锹、镐头一寸寸地掘。泥土被翻开，露出下面尚未完全板结的生土，混着洪水带来的些许淤肥。妇女和半大孩子也没闲着，她们跟在翻耕的队伍后面，捡拾碎石、清理残留的草根，或者帮忙运送种子、照料安置点的老幼病患。

起初，进展缓慢。夯土墙看似简单，但对夯实的力度、土的湿度要求高，稍不注意就开裂或坍塌，返工几次是常事。翻耕更是苦不堪言，淤泥干后板结如石，一镐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震得手发麻。有人累得直不起腰，坐在地头唉声叹气；互助组内也难免因为谁家出工少、谁家先盖房之类的问题，发生口角。

林越带着铁蛋，几乎整日泡在田间地头和各个建房工地。哪里遇到技术难题，工房工匠解决不了，他就去琢磨；哪家互助组闹了矛盾，他就去调解。他没什么架子，卷起袖子，有时也帮着拉几下犁，或者扶一会儿夯土的夹板。汗水混着泥浆，官袍早看不出本色。

一天，在帮助一户姓王的孤老汉翻耕时，老汉看着林越满手的血泡（虽然林越尽量掩饰），老泪纵横：“林先生，您是个大官人，咋也干这粗活……这地，怕是废了，白费力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