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飘着劣质茶叶和旧书报混合的气味。下午三四点钟，阳光斜射进来，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微尘。这是法学院几个老资历教师习惯过来喝杯茶、闲聊几句的时段。高育良端着他的白瓷杯，看似随意地翻着一本法学杂志，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门口的动静。

当梁璐那略带疲惫却又保持矜持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时，高育良仿佛刚看到对面坐着的刑法学刘教授，眉头一展，用一种恰到好处、既不至于打扰他人又能让刚进门的人听清的音量开口：

“老刘，上午你那堂刑事诉讼法专题讲得精彩啊，尤其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那一段，脉络清晰，见解深刻。”

刘教授是个老实人，闻言受宠若惊，连忙摆手：“高书记过奖了，都是些老生常谈，比不上您那边理论深厚。说起来，倒是您门下的侯亮平，课上提问很有见地，年轻人思维活络，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冲击啊。”

“侯亮平？” 高育良顺势接过话头，声音自然地提高了一丝，带着一种师长提及得意门生时特有的、混杂着欣赏与适度批评的口吻，“这孩子确实灵光，就是有时候想法太天马行空，得压着点。不过上次他交来一篇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短论，倒是让我刮目相看。引用了不少德沃金、哈贝马斯的观点，批判性很强，虽然稚嫩，但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很难得。”他轻轻摇头，笑容里满是“无奈的赞赏”。

刚走进来、正要去倒水的梁璐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高育良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她，继续对刘教授，实则字字句句都飘向梁璐的方向：“关键是视野不一样。可能跟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家里长辈好像是搞文化工作的？熏陶得不一样，看问题起点就高，不那么拘泥于条文本身，更敢去触碰一些原则性的、前沿的东西。这种素质，在我们汉东的学生里不多见。”他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在客观分析一个学生的特点，但“文化工作的长辈”、“起点高”、“素质不多见”这些词，却像一颗颗小石子，精准地投掷出去。

刘教授附和着：“是是是，侯亮平同学是挺出色的，听说在学校里也很活跃。”

“嗯，综合能力是不错。”高育良点点头，终于像是才看到梁璐，很自然地打招呼，“梁老师也来了？正好，刚才还和老刘说起现在学生的素质问题呢。”

梁璐端着水杯走过来，脸上没什么特别表情，但眼神里多了点东西，她状似随意地问：“哦？在夸谁呢？侯亮平？这学生我有点印象，上次读书会发言挺积极的。”

“就是他。”高育良笑道，语气轻松，“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就是需要梁老师你们这样的专家多敲打敲打，不然容易飘。”他巧妙地把“指导”的责任推了过去，仿佛只是随口一提。

梁璐抿了口茶，没再说什么，但高育良知道，种子已经播下。他不需要说得更多，模糊的暗示比清晰的陈述更能引发遐想。“文化工作的长辈”可以理解为清高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无限遐想到更有能量的背景。“起点高”、“素质好”这些空洞的赞美，正好适合梁璐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