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店员眼睛亮了，“我听说过中国，长城，熊猫。你们也有电脑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很刺痛。“有一些，不多。”

他走出商店，站在夜晚的街道上。远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塔亮着灯，像一座灯塔。而此刻在中国，清华计算中心那几台需要汉化的微型计算机，还是稀罕物。

差距不是数字能描述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对技术的狂热，对创新的信仰，对未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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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参观斯坦福大学。负责接待的是工学院的一位华裔教授，姓李。

“斯坦福的秘诀很简单。”李教授在校园里边走边说，“1951年，特曼教授提出了‘工业园区’的概念，把学校的土地租给高科技公司，让教授和学生参与企业研发。结果你们看到了——惠普、瓦里安、后来的英特尔、苹果，都从这里起步。”

肖向东仔细听着，快速记录。大学与企业的关系、技术专利的归属、风险投资的作用……这些概念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在这里已经运转了三十年。

“最关键的是人才流动。”李教授说，“教授可以兼职创业，学生可以去企业工作，企业高管可以回学校教书。知识和经验在不断循环。”

下午参观斯坦福工业园。在一家做图形工作站的小公司里，肖向东看到了一台设备——彩色显示器上正在运行CAD软件，设计者用鼠标拖拽三维模型，实时旋转、缩放、修改。

“这是最新的Sun工作站。”公司创始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格子衬衫，“我们比IBM灵活，比苹果专业。去年刚成立，今年销售额已经五百万美元。”

五百万美元。肖向东想起李卫国在深圳的工厂，辛苦一年创汇几十万港币，已经算不错了。而这里，几个年轻人，一两年时间。

“资金从哪里来？”他问。

“风险投资。”创始人说得很自然，“我们写了个商业计划书，找了几个投资人，拿到五十万美元启动资金。现在产品做出来了，第二轮融资正在谈。”

商业计划书、风险投资、几轮融资……这些词汇在肖向东听来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晚上回到酒店，肖向东在笔记本上写下：

“差距不仅是技术，是整个生态系统：大学、企业、资本、政府的互动机制。我们的大学在围墙内，企业在计划内，资本在银行里，各自为政。”

接下来的几天，参观英特尔和苹果公司，冲击更大。

在英特尔的芯片制造车间（只能隔着玻璃看），肖向东看到了真正的“微电子革命”——光刻机在硅片上刻出比头发丝细百倍的电路，自动化的生产线，无尘的环境。陪同的技术人员说：“这条线生产的286处理器，运算速度是你们国内常用Z80的十倍。”

十倍。而286在国际上已经不算最先进了，386正在研发中。

在苹果公司，市场部经理展示了即将发布的Macintosh II电脑——彩色显示，图形界面，鼠标操作。他说：“个人电脑的未来是让每个人都能用，不需要懂技术。”

这让肖向东想起陈思北的汉字传呼机。他们还在为让机器显示汉字而奋斗，这边已经在谈“让技术隐形”。

考察的第五天，自由活动时间。肖向东请陈先生带他去了一趟“计算机园地”——硅谷最早的电脑零售店之一。店里挤满了各种人：程序员在讨论代码，学生在看游戏，创业者物色设备。

肖向东在软件区驻足。货架上摆着微软的Windows 1.0、Lotus 1-2-3、WordPerfect，还有各种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他拿起一本《C语言编程指南》，翻看目录。

“你想学编程？”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

“我在中国做技术研究。”肖向东说，“想了解美国是怎么发展软件的。”

“软件？”年轻人笑了，“软件就是未来。硬件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标准化，真正的价值在软件。你看微软，成立才十年，市值已经几十亿了。”

肖向东买了那本C语言书，还有几本关于软件工程、技术管理的书。结账时，看到收银台旁边的架子上摆着《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科技评论》——这些在国内都是内部参考资料，需要特别申请才能看到。

最后一站是伯克利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学校的专利政策：教授发明的专利，学校拥有所有权，但转让收益的1/3归发明人，1/3归所在院系，1/3归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