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既保护学校利益，也激励教授创新。”负责人说，“去年我们转让了四十七项专利，收入八百多万美元。”

肖向东迅速计算：八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很多重点大学全年的经费。

参观结束前一晚，考察团在酒店开总结会。每个人都感慨良多。

“最大的感受是活力。”外贸部的同志说，“企业敢闯敢试，政府管得少。”

“关键是法治。”科委的同志说，“专利法、合同法、公司法，一套完整的规则。企业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还有教育。”一位大学教授说，“斯坦福的学生从本科就开始接触实际问题，参与真实项目。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了连仪器都不会用。”

轮到肖向东发言时，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看到了未来。”他说，“不是遥远的概念，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个人电脑会改变工作方式，软件会定义产业价值，网络会连接一切。而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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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危险。如果我们只是被动追赶，永远追不上。因为当我们学会286时，他们已经到586了；当我们做出汉字系统时，他们已经图形界面了。”

“那怎么办？”

“要跳跃。”肖向东说，“不能一步一步爬梯子，要找到支点跳过去。比如在软件上发力，因为软件不需要昂贵的生产线；比如在应用上创新，因为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在机制上突破，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些话在国内说，可能会被批评“好高骛远”。但在这里，在硅谷的夜晚，显得格外清醒。

1987年1月3日，考察团启程回国。飞机起飞时，肖向东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旧金山湾，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自卑，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清晰的定位。

他看到了世界的轮廓，也看到了中国的坐标。

差距很大，但方向明确。

飞机穿越太平洋时，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考察报告。不再是泛泛的感想，而是具体的建议：

第一，成立国家软件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中文信息处理、行业应用软件；

第二，在大学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市场；

第三，推动风险投资机制探索，允许部分社会资金进入高科技领域；

第四，组织计算机普及计划，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信息技术……

写着写着，天亮了。飞机开始下降，北京的地平线出现在窗外。

肖向东合上笔记本，看着那片熟悉的土地。

出去时，他带着疑问和期待。

回来时，他带着答案和责任。

硅谷很远，但未来很近。

1987年已经到来。

而改革，必须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