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后，肖向东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关于进入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构想》。窗外，熊本的夜空没有太多星光，但工厂的灯光彻夜不熄，像这片土地野心的证明。

他写下一行字：“半导体不是生意，是生死。”

又划掉，改成：“半导体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最后定格为：“如果我们不做，谁会做？如果现在不做，何时做？”

6月20日，肖向东回国第二天，直接飞往上海。

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位于闵行老工业区，苏联援建时代的红砖厂房，墙皮剥落，窗户玻璃碎了几块。厂区大门的铁锈斑驳，门卫室里坐着个打盹的老头。

李卫国已经先到了，身边还跟着上海经委的一位处长。见到肖向东，李卫国摇头：“比想象中还糟。”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姓周，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眼镜腿用胶布缠着。他带着三人参观车间——说是车间，更像废品回收站。生锈的机床停着，地上油污积了厚厚一层，墙角堆着半成品零件，蒙着灰。

“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厂给‘两弹一星’做过真空泵。”周厂长指着墙上褪色的奖状，“80年代初，还能生产简易光刻机，虽然精度只有5微米……后来国外设备进来，我们就没订单了。”

他走到一台布满铁锈的设备前，用手抹了抹铭牌：“这是1978年仿制日本的第一代光刻机，全国就三台。现在……”苦笑，“废铁。”

肖向东蹲下身，仔细看那台机器的结构。虽然粗糙，但底座铸件厚重，导轨的加工精度看得出当年的工艺水准。

“厂里还有多少人？”他问。

“在册职工412人，实际在岗的……87人。”周厂长声音低下去，“剩下的，有的病退，有的出去摆摊，最年轻的技工也四十五岁了。工资欠了八个月。”

“技术资料呢？”陈思北更关心这个。

“都在。”周厂长眼睛亮了一下，“从建厂到现在，所有的设计图纸、工艺卡片、实验记录，一箱一箱锁在档案室。我每周亲自去晒一次，防潮防蛀。”他顿了顿，“我知道这些东西过时了，但……总是个念想。”

肖向东和李卫国对视一眼。两人走到车间外的空地上，远处传来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

“收购价，经委那边开口三千万。”李卫国说，“包括土地、厂房、设备、债务，还有……那412个职工。”

“技术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