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香港中环。

肖向东站在德辅道中一栋三十层写字楼的落地窗前，脚下是维多利亚港繁忙的航道。游轮、货船、舢板交织穿行，对岸九龙的海滨灯火在午后阳光下泛着淡金色的光。这是向东集团香港分公司租下的第一间办公室——三百平方英尺，月租五万港币。

“肖总，公司注册文件齐了。”香港本地的法务顾问陈律师递过文件夹，“‘向东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港币，业务范围包括技术贸易、投资管理、国际咨询。”

肖向东接过文件，没看内容，反而问：“陈律师，你觉得1997年之后，香港还会是现在的香港吗？”

问题来得突然。陈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他是英资律所出身，但三年前开始大量接中资业务。

“《基本法》保证了五十年不变。”他回答得官方，“但具体怎么‘不变’，要看实际操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走到窗前，和肖向东并肩站立，“资本是最聪明的。你看那些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这几年不仅没撤，反而在扩大。”

肖向东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中环密密麻麻的玻璃幕墙大厦，汇丰、渣打、花旗的标志醒目。更远处，正在封顶的中银大厦像一把出鞘的剑，指向天空。

“我们设立香港公司，不是为了撤退，是为了出去。”肖向东转身，“芯片设备要进口，技术要引进，人才要招揽——都需要国际通道。上海那边正在攻关，但外汇额度、审批流程太慢。香港，就是我们的呼吸口。”

陈律师点头：“明智。不过肖总，我得提醒：香港资本市场很现实。你们的内地业务——特别是半导体这种长期投入的——讲故事可以，但要真融资，得有看得见的现金流。”

“我们有。”肖向东从公文包里抽出两份文件，“第一，乙肝疫苗下个月拿到生产批文，定价是进口的四分之一，预计年销售额两亿人民币。第二，华通通信的小灵通业务，在六个城市试点，用户已经突破十万。”

陈律师快速翻阅，眼神变了：“这个疫苗数据……确实漂亮。”

敲门声响起。进来的是李卫国——他一周前就来了，负责对接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预委会。

“预委会经济小组的会议时间定了，后天下午三点，在会展中心。”李卫国脸色疲惫但兴奋，“安排你二十分钟发言，主题是‘深港产业协作’。这是议程表。”

肖向东接过，目光落在与会名单上：香港工商界代表、内地省市领导、国务院相关部委司局级干部、还有几位眼熟的港区人大代表。

“二十分钟，能说什么？”

“说最关键的。”李卫国压低声音，“我打听到，小组正在起草‘九七后深港经济融合’的初步建议。你的发言如果被采纳，可能直接写进上报材料。”

机会。也是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