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不知如何回答。

老人慢慢平静下来，眼神望向天花板，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

“1979年，那台机器做出来的时候，我去上海看过。”他缓缓说，“冯总工——冯明德，是我大学室友。他带我进车间，指着那台机器说，‘老李，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光刻机。’”

李卫国屏住呼吸。他从未听过这段往事。

“但调试失败了。不是设计问题，是加工精度不够。”李振华转过头，看着儿子，“你知道冯工最后说什么吗？他说，‘给我一台德国数控机床，我保证能做出来。’”

“后来呢？”

“没有后来。”老人眼神暗淡，“外汇紧张，机床没批下来。冯工郁郁而终，机器封存，团队解散。老周守着那些图纸，一守就是十四年。”

ICU的灯光惨白。仪器声滴滴答答。

“爸，您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说了有什么用？”李振华闭上眼睛，“你们这一代，眼里只有钱，只有上市，只有资本运作。技术？那是笨人才做的事。”

话很重。但李卫国听出了里面的痛——不是对他，是对那个逝去的时代，对那些未竟的理想。

“爸，”他握紧父亲的手，“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那台机器修好。用现在的数控技术，用进口的光学模块，用……”

“用钱？”李振华打断，“用钱能买来技术？”

“不能。”李卫国摇头，“但钱可以买时间，买设备，买人才。爸，时代不一样了。光靠情怀做不出芯片，但光靠钱也做不出。我们要的，是情怀加钱，再加一点……运气。”

很实在的回答。李振华睁开眼睛，盯着儿子看了很久。

“你们那个……香港公司，是干什么的？”他突然问。

“引进技术，吸引人才，对接资本。”李卫国如实说，“我们还接触了台湾工程师。”

“台湾？”老人眉头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