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李卫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老工程师技术顾问团”。第一批成员七人，平均年龄六十八岁，都是父亲的老同事。集团每月给他们发顾问费，请他们定期到上海实验室，看年轻人的设计，提意见——不是指导，是“挑刺”。

第一次顾问会上，一位老工程师看着芯片布局图，皱眉：“这个电源走线，拐角太尖了，高频下容易出问题。”

年轻设计师不服：“仿真没问题啊。”

“仿真是理想情况。”老人拿起铅笔，在图上画了个圆角，“加个过渡，多费点面积，但可靠。”

后来测试证明，老人是对的。那个看似多余的圆角，让芯片在高温下的稳定性提高了8%。

经验，开始变现。

1995年4月，意料之中的反扑来了。

摩托罗拉向美国商务部提交报告，指控向东集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半导体技术”，并要求限制“0.8微米以上光刻设备的销售”。报告里，特别提到上海老厂那台修复的光刻机，称其“可能使用了美国禁运技术”。

消息传到香港时，肖向东正在和几位国际投行谈融资。对方委婉表示：“政治风险太大，我们需要观望。”

肖向东没辩解，只是让秘书订了最早飞华盛顿的机票。同时，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让陈思北整理全套技术文档，证明光刻机的所有部件要么是国产，要么是从日本、德国合法进口。

第二，联系孙晓芸，准备一篇深度报道，标题暂定《中国芯片的“原罪”：为什么自主创新总被质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拨通了程老的电话。

“程老，需要您帮忙。”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你说。”

“我要去美国商务部听证会作证。但我需要一个身份——不是企业家，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代表’。这需要官方背书。”

更长的沉默。

“明天下午，科委有个会。”程老最后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二天，肖向东跟着程老，见到了科委的副主任。会见只有十五分钟，肖向东用五分钟讲清情况，十分钟展示材料。

副主任看完光刻机的修复记录——从锈蚀状态到工作状态的每一步都有照片、有数据、有签字——合上文件夹。

“材料很扎实。”他说，“但你得明白，去了美国，可能面对各种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