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这里流出的芯片，可能会用在电脑里、手机里、汽车里，甚至国防设备里。

也可能失败，八千万美元打水漂，五年心血付诸东流。

但没有选择。

追平的路，必须走。

1995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肖向东在港大参加一场经济学讲座。主讲人是美籍华裔经济学家刘教授，讲题是《亚洲经济奇迹的隐忧》。

讲座中，刘教授展示了一组数据：泰国房地产价格三年涨了四倍，外债占GDP比重超过50%，短期资本大量流入。

“这不是繁荣，是泡沫。”刘教授说，“而且这个泡沫，可能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脆弱。”

肖向东在台下，越听越心惊。讲座结束后，他找到刘教授。

“如果泡沫破裂，会怎样？”

“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银行倒闭，经济衰退。”刘教授推了推眼镜，“而且会传染——泰国倒了，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可能都撑不住。”

“中国呢？”

“中国有资本管制，能挡一阵。但全球需求萎缩，出口肯定受影响。”刘教授看着肖向东，“肖先生是做实业的，应该明白——如果海外市场萎缩，芯片卖给谁？”

那个问题，让肖向东失眠了。

他开始让团队收集亚洲各国经济数据，越看越不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太像了：靠外资、靠地产、靠出口，基础不牢。

十月的内部战略会上，肖向东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除了技术研究院，我们是不是该成立一个战略研究院？研究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国际风险。芯片不是孤立的，它活在大的经济环境里。”

李卫国赞同：“我们吃过政策的亏，也吃过国际市场的亏。如果能提前预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