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室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李达康的秘书坐在里面那把椅子上，人比昨天瘦了一圈。不过只是一天一夜，他看起来像老了五六岁。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全是烟头。他的手指放在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不是因为从容，是因为控制不住。

钟小艾把短信打印件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张涛的短信。草稿箱里的。没发出去。你自己看。”

秘书低下头，看了几秒钟。他的手指停了。然后他的肩膀开始抖，不是之前那种轻微的抖，是整个人都在抖。他把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想按住自己，但按不住。然后他哭了，没有声音，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滴在打印件上。

“他说过不会动张涛的。他说只是警告。他说只是警告一下。”秘书说。

“他说的是谁。”钟小艾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锤子。

秘书没有说话。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泪水，然后又戴上。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抖了，是一种空的，像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塌掉了。

“李书记。是李书记让我打电话给张涛的。他说让张涛去水库等他，说有最后一件事要安排。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不用我管。”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三天前的晚上。张涛去了水库之后，就没再联系我了。第二天李书记让我不要说，说张涛出去躲了。我信了。我不敢不信。”

“你有没有证据。”

“有。”秘书把手伸进口袋，掏出自己的手机，放在桌上，“电话我录音了。不是故意录的，是我当时也怕。怕自己也有那一天。”

钟小艾拿起手机，打开录音文件。里面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是李达康，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你让张涛去水库。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不找他了。”

谈话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风，吹得窗玻璃轻轻震了一下。然后钟小艾站起来，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她说的什么祁同伟没有听清，他靠在走廊的墙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一根一根，亮着白光。

手里握着手机。手机里是侯亮平刚发来的消息——张涛的账本里，除了给李达康经手的现金往来，还夹着一份名单。

名单上记录了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一五年间，李达康通过赵东来在达康集团内部为赵家代持的所有干股和分红明细。侯亮平在消息末尾写了四个字：证据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