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一挑眉：“恭简，这可是个中上的谥号。”

这种谥号，通常都是要赐给整体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并且确实有一定功劳的大臣的。当然，鉴于被赐谥的大臣的整体情况，后半截条件可以忽视，那么就是前半截，整体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按照这个来判断，其实耿定向是有那么点不符合条件的。

主要就是他和泰州学派之间的这一系列事情。

他诱捕颜钧，并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颜钧强行定罪，又让其在狱中遭受折磨，最后还把对方发配边疆，这件事情当然不对，但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放在整个官员群体中，这不过是一时行差踏错而已，毕竟到底也没有影响到朝廷治理，也没有影响到百姓民生，比起许多官员胡搞乱搞或者放纵不管，那真的算不上什么。

还是那句话，有问题的人，不行的人都太多了，耿定向的这一系列操作在其中根本排不上号。

但关键就在于，他没把这件事情捂住，压住，他被人撕扯出来了！而且还不是简单的撕扯，而是真的影响到了他名声和形象的那种撕扯，对方还明明白白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他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对方还不是什么藉藉无名之辈，而是有名有姓声名赫赫之人，不管这个人究竟受不受朝廷待见，但他的名气也是真的。

这样一来，耿定向整体就不再符合赐谥的条件了，更何况还是这种类型的谥号。

而明朝朝廷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在他死后，并没有直接赐谥。

反而是等到二十多三十年后，突然给了他这么一个谥号。

这其中当然有原因，而原因绝非是什么寻常的给一个有功于朝廷的大臣的一生、身后名盖棺定论，也不是多么真心觉得耿定向配得上这样一个谥号。

如果是这样，那何须等到二三十年后呢？

他又不是遭受了什么政治争斗导致只能多年后平反。

而推测一下耿定向被赐谥的时间点，天启年间，赵匡胤觉得，这大概率是明朝朝廷向江南这一批士绅的一个明确表态。

天启年间，朝廷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各地的起义不是已经爆发就是正在酝酿，外敌也不断发展，朝廷内部还在党争不断，又士绅群体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力量。这个阶段，明朝朝廷向江南士绅群体表态，强化整个礼教秩序，甚至是更进一步强化士绅的话语权，都不让人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