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加班的第一天，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快速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

雪萍一直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帮我整理行李的动作格外缓慢和细致，仿佛要将每一件物品都烙上她的印记。她往我包里塞了各种各样的零食、维生素、甚至还有一个她求来的“平安符”。

“小凡，一定要注意安全，累了就休息，别硬撑。”送我出门时，她站在门口，眼圈微微发红，声音哽咽，像个即将与孩子分离的普通母亲。若非深知内情，连我几乎都要被这浓得化不开的“母爱”所感动。

我点点头，不敢再看她的眼睛，逃也似的离开了家。踏出小区大门的那一刻，深吸一口冬日清冷的空气，竟然有一种近乎晕眩的自由感。虽然只是暂时的，虽然前途未卜，但这确确实实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将要度过一个没有雪萍凝视的夜晚。

公司的档案室位于大楼最僻静的角落，几乎与世隔绝。只有键盘敲击声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陪伴着我。我全身心投入到枯燥的数据中，试图用工作的麻木来压制内心的忐忑不安。每隔一两个小时，我会按照约定，给雪萍发一条报平安的简短消息：“在忙。”“一切正常。”“准备休息。”她的回复总是很快，内容也总是充满关切：“乖，记得喝热水。”“妈妈想你。”“睡不着就给妈妈打电话。”

这些消息像一条条无形的丝线，依然缠绕着我，但毕竟，距离产生了一丝微弱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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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的封闭加班异常顺利。

我甚至开始奢望，也许雪萍真的接受了这种短暂分离的现实。

然而，从第三天开始，情况变得微妙起来。

先是公司保安 casually 提起，最近晚上总有个“气质很好的女士”在大楼附近“散步”。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接着，我发现自己放在休息室充电的手机，有被移动过的痕迹。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一天深夜，当我疲惫不堪地从档案室出来，准备去休息室时，仿佛在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门缝里，看到了一片熟悉的衣角一闪而过——那是雪萍常穿的一件羊绒大衣的颜色！

恐惧像潮水般涌来。她竟然想办法进来了？！她是怎么通过楼下保安的？她在这里潜伏了多久？她看到了什么？我冲进休息室，反锁了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心脏狂跳得几乎要裂开。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让我惊悸。我意识到，我所谓的“自由计划”是多么天真可笑。雪萍的掌控网络，远比我想象的更为深广和缜密。公司这座堡垒，在她偏执的“爱”面前，并非坚不可摧。

第四天早晨，我因为彻夜未眠而头脑昏沉。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我迎面遇到了同样来加班的、其他部门的一位年轻女同事。她看我脸色不好，好心问了一句：“陈凡，你没事吧？脸色这么差，要不要喝杯咖啡？”

就在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准备摆手拒绝时，眼角的余光猛地瞥见——档案室斜对面那间平时堆放杂物的、虚掩着门的工具房里，似乎有个人影！而且，那人影手中好像拿着一个……长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