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那本仿佛带着柳文谦最后体温与绝望的日记，档案馆的霉味似乎都带上了一丝铁锈般的腥甜。我知道，我躲不掉了。问题的答案，我能否活下去的关键，不在这些故纸堆里，而仍然在那个村庄，在那棵如今已化为恐怖“孽”体的老槐树下。

柳文谦回去了。现在，轮到我了。

这个认知像一块冰，沉甸甸地坠在胃里。我没有立刻冲动地买票返乡，那无异于自杀。我需要准备，需要了解更多。柳文谦日记里提到的“槐树下所埋之物”究竟是什么？除了那封绝笔信和诡异的长命锁，是否还有第三样东西？那“孽”融合之后，究竟变成了什么状态？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幽灵一样在城里游荡。白天继续投简历，面试，努力维持着“正常人”的表象。夜晚，则沉浸在更深的调查和愈发清晰的异样感中。胸口的暗紫色印记不再仅仅是标记，它仿佛一个接收天线，城市夜间的各种细微声响——流浪猫的厮打、醉汉的呓语、甚至隔壁夫妻的争吵——传入我耳中，都会扭曲变形，夹杂进若有若无的枯叶摩擦声和婴孩的抽泣。

更明显的是对气味的敏感。经过花店，浓郁的花香里会窜出一缕坟土的腥冷；在面馆吃饭，热汤的蒸汽中会混入一丝陈年胭脂的涩味。这些幻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真实，提醒我那槐树的阴影正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的生活。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种无形的压力逼疯时，一个周末的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又来到了上次遇见李半仙的那条旧街。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种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人，才可能理解我身上的异常。

街道依旧嘈杂破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目光扫过那些卖古董（多半是赝品）、算命、看相的小摊贩。然后，我的脚步停在了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角落。

那里没有摊位，只有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戴着一副圆框墨镜的干瘦老头，靠墙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他面前没有招牌，没有罗盘，只放着一个敞开的旧木箱，里面杂乱地堆着些铜钱、旧玉佩、线装书之类的玩意儿。他双手揣在袖子里，低着头，像是在打盹。

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上次在寺庙外街角看到的那个老头！

他似乎感应到我的注视，慢慢抬起头。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但我能感觉到那镜片后的“目光”精准地落在我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我胸口的印记上。

他没有像李半仙那样故弄玄虚，也没有丝毫惊讶，只是用那沙哑干涩的嗓音，平淡地开口，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印记又深了。沾了‘孽’的气息，寻常法门，度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