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2日，上海徐汇区一栋法式老洋房门口。

红绸揭开，露出黄铜牌匾：“向东战略研究院”。七个字，简体，没有英文翻译，在梧桐树影里泛着哑光。没有剪彩仪式，没有媒体采访，只有二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块牌子。

肖向东站在最前面，身边是三位新面孔：

第一位，秦文渊，六十五岁，退休前是某部委司长，参与过八十年代多项重大改革方案起草。他穿着灰色夹克，背挺得笔直，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第二位，刘易之，四十二岁，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去年放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职位回国。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夹几个英文单词。

第三位，周明华，五十八岁，原上海某国有集团董事长，经历过三次宏观调控，退休后写了本《中国企业生存手记》，在圈内流传。

这三人，是研究院的首批高级研究员。

“地方选得好。”秦文渊环顾老洋房，院子里有棵百年香樟，“梧桐区，闹中取静。离市委不远，但又不是体制内。”

“就是要这个效果。”肖向东推开厚重的木门，“研究院独立运营，经费自筹，观点独立。但离决策中心近，信息能快速传递。”

一楼是资料室和会议室。资料室里已经摆满了书：从《资本论》英文原版到最新的IMF报告，从中国统计年鉴到泰国房地产白皮书。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被红笔圈出。

刘易之走到地图前：“数据收集三个月，趋势越来越明显。泰国外债总额89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占65%。房地产空置率曼谷达到30%。”

“但GDP增长率还是8%。”周明华接话，“很多人觉得，高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

“掩盖不是解决。”秦文渊在会议桌前坐下，打开皮包，拿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1988年价格闯关前，也有这种气氛——表面繁荣，底下暗流涌动。我当时写了份风险报告，送了，没下文。后来通胀冲到18%。”

他翻开笔记本，某一页贴着1988年的剪报和手写批注：“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肖向东示意大家坐下：“今天挂牌，第一项工作就是确定首份报告方向。我提议：亚洲金融风险与中国应对。”

李卫国刚从北京回来，风尘仆仆：“我在发改委听到风声，高层也在关注东南亚经济过热。但基调还是‘谨慎乐观’，认为中国有防火墙。”

“防火墙挡不住寒流。”刘易之调出投影，“中国出口的30%流向东南亚，如果那边需求萎缩，我们出口企业马上受影响。更关键的是——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可能把整个亚洲视为风险区，连带做空香港，冲击我们的外汇储备。”

会议室安静下来。窗外，梧桐树新叶初发，春光正好。但室内讨论的，是一场可能到来的风暴。

为了获取一手信息，肖向东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派李卫国和刘易之亲自去泰国考察。不是官方代表团，是“私人旅游考察”。